手滑害顾客成地中海以史为鉴:被捧上天的雍正

 新闻资讯     |      2019-10-09 16:50

  导读:当年一部《雍正王朝》火遍大江南北,让无数人从此成为雍正帝的忠实粉丝,2019马会全年发财资料赞誉之词也不绝于耳,什么胸怀天下、为民解忧、整治官场、重视科举、励精图治、勤勉有加等等等等,对不起,实在说不下去了!诚然,唐国强通过出色演绎把雍正帝塑造成一个“圣主”的形象,再加上一些学者的吹捧,“历史第一勤政皇帝”的名号就落在了雍正的头上。可是,如果仔细琢磨,扣在雍正帝头上的光环,其实还真没有想象中那么夺目......

  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会有极具代表性的鼎盛时期,就像唐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永乐盛世”,连宋朝也有一个并不出名、却很实在的“仁宗盛治”,这些都成为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的精华部分。到了大清,自然也会无可避免地创造出属于它的荣誉,于是,“康乾盛世”应运而生!虽然满清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是并不妨碍它将封建推向最的事实,而在“康乾盛世”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雍正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太差的

  事实永远都最有说服力,这是历史的总结。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留下的库银来说,康熙给雍正留下的库银在700万两左右,乾隆给嘉庆留下的只有110万两,那雍正给乾隆留下多少呢?看清楚,是4000万两,后面3个0可不是我写重了,实实在在的“四千万两”,单是这个数据都能让雍正爷吹一辈子(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后代有多败家)!这么优异的成绩摆在台面上,而我却说“雍正朝没有一个经济增长点”,两者冲突吗?不,雍正帝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是他努力的结果,但是这些都只限于传统作业的收入,我们要说的“经济增长点”是指那些新生的产业,这在雍正朝根本没有出现,而且如果深入探寻的话,就会发现雍正朝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其实是托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福

  康熙朝库银存留不多,这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着直接联系。撇开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不说,平三藩、收、征葛尔丹,战争几乎占了20年,直到康熙晚年,战事才开始逐渐平息,用《雍正王朝》里雍正的一句话说“打仗,那是打钱啊!”,再加上治理黄河、淮河等流域投入的大量资金,所以,康熙朝没有留下多少库银有情可原。到了雍正时期,他出台了一系列整顿吏治、振兴民生的条例,这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更为乾隆帝的统治打下基础。然而,他的经营思想却困守于传统作业,没有去寻找新的突破口助力经济,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对于经济的增长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制约。

  雍正元年的正月初一,是新年第一天。按照惯例和传统,是要放假停朝、欢欢喜喜过新年的。但是刚刚登基的雍正帝不许百官放假,当然,人家自己也没有放假,为的就是展示他“勤政”的一面,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雍正改元、一新”。(李绂的《穆堂别稿》卷十八有记载)

  这就完了?想得美!就是这个大年初一,他毫不顾及过年的喜庆氛围,向官员们发出警示:“为政之道,要在务实......结党怀奸、阴奉阳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朕所深知灼见”(《雍正朝起居注》第一册),这也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一道谕旨,覆盖所有官员:一发总督,二发巡抚,三发提督,四发总兵,五谈亏空,六论典狱,七发学政,八发道员,九发知府,十发知县,十一发副将、参将!由于十一道谕旨篇幅过长,在此不一一详述,就以总督为例进行简单解读

  总督是各省的最高级官员,手握生杀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所以雍正的第一道谕旨就是发给各地总督,其中明确指出:

  朕观古今之纯臣,载在吏册者,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

  这是对各地总督的要求,在大年初一以第一道谕旨发出,表明他整顿吏治的决心,也是在警示这些封疆大吏。这种谕旨对朝廷、对百姓而言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可在十一道谕旨中他强调最多的却是“不得徇私负恩”。“徇私负恩”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徇私是一方面,要求官员尽职尽责;负恩又是一方面,那就是不能辜负皇上、让雍正失望。尤其是后面的“负恩”,在雍正13年的执政生涯中用的最多,十一道谕旨也可以看做是对官员们“效忠”的提醒。考虑当时是雍正元年,雍正帝连发十一道谕旨的动机就不免和他多疑的性格联系在一起了

  十一道谕旨对官场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但是,强调了“尽忠”的同时却根本没有提及经济,或者说这时雍正的思维还困囚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上,经济的振兴没有得到他足够的重视。这不光是雍正帝登基第一年秉承的宗旨,在他整个生涯中都没有把经济当成“重头戏”进行研究和革新,虽然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仅仅是“传承”而已,在康熙帝打下的基础上,雍正帝没有一丝一毫的改进

  康熙时期对传教士的尊崇,使得更多传教士进入中国,而他们的到来对满清的科学、文化、乃至思想领域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像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康熙朝的宠臣,小到历法的改变,大到火器的研制,都是在这些传教士的帮助下才取得了进步

  康熙对于西方科学的尊崇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忧虑,康熙五十五年在召见浙闽总督满保、两广总督杨琳、广州将军管源忠时说:

  当时只是1716年,可康熙帝却发出了这样的预言,他为什么有此忧虑?撇开南怀仁的历法不说,他在枪炮制造上的造诣就足以让康熙刮目相看(当时中国出了个戴梓,也是火器制造的专家级人物,可惜和南怀仁不合,被康熙发配宁古塔),平定三藩,征讨葛尔丹,用西方科技制造的武器都显现出巨大威力,这种科技上的领先性足以让任何一个开明的君主产生忧虑!康熙帝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始终都是“礼贤下士”,为的就是让大清尽多、尽快掌握这些科技,为我所用

  可能有人要说,雍正时已经没有什么太有才华的传教士了?真这样吗?郎世宁、白晋等人当时都在中国,因为雍正二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们开始胆怯。雍正二年,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因为为胤禟父子设计写信密码,当时这在世界上都是领先,可雍正却将穆经远和九阿哥胤禟一起发配青海,雍正四年被毒死狱中。这让那些传教士产生了恐惧,白晋在自传中甚至将当时的京城描绘成“危险之地”,决心赶快离开。

  传教士的主动离开是一方面。雍正帝的忽视也是一方面,如果康熙帝没有重视传教士,那历史上也不会有利玛窦、南怀仁这些人了。康熙是去发现人才、提拔人才,继而造就人才,可雍正帝对于科学却根本没有好感。

  雍正八年,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曾上了一份奏折,是日本人为了换取被抓人员,愿意出售硫磺、供制火药,可雍正帝当时不以为然,认为“治国在德不在军器之利钝”,还说“大国只以恩理服远,何在火药之远近”,非但如此,他还把宫藏勾股算法等书以“赏赐”的名义白白送给了日本人

  正是由于这种排斥,中国唯一与世界接轨的传播途径就此中断,中国失去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科学的机会,这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严重阻碍

  中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在康熙朝,为了收复,已经出现了“水师”的最初形态,但是在收复后却没有继续发展,这一点,包括康熙帝在内的大清皇帝都远不如明朝。明朝时倭寇猖獗,所以海岸线不但是守卫政权的天然壁垒,也是抵御海外威胁的有利屏障,而郑和七下西洋也可以看做是对一种全新经济模式——沿海经济的探索。可惜,随着大明朝的灭亡,这种探索就被搁置起来,在康熙时都没有得到发展,到了雍正帝,直接禁海,探索的苗头已经完全消失。如果当时能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加以发展,大清的历史可能就会被重写;

  除了海禁,雍正时期还推行了矿禁,这又与康熙帝的执政理念相背驰。康熙十四年都已经允许民间采矿,而后推行“任民采取,征税银二分,按季造报,八分听民发卖”的政策,康熙五十二年更是下旨:

  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民勉办资本,争趋觅利,借为衣食之计,2019马会全年发财资料而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

  可见,康熙已经能意识到矿产与民生之间的联系,可是雍正帝上台之后,民间根本没有矿产的开发权,一个字——禁,还曾于雍正二年、五年先后下旨重申朝廷禁止采矿的态度。这些条例一直延续到他的孙子嘉庆帝时还在实施,这等于说间接抹去了一个经济增长点

  最后一个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轻商重农,由于对农业的过度重视,在经济的整体规划中就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形,工业和商业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也十分尴尬

  “民以食为天”,这是历朝历代都遵循的惯例,也是立国之本,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雍正时对于农业的重视近乎用“偏执”来形容。《上谕内阁》中记载,雍正二年时雍正帝就公开宣布:“四民士为首,农次之,工商为下”。在这种思想下,与粮食有土地之争的果木业、烟草业遭到排挤,对粮食有着大量需求的养殖业也因为与人对粮食的需求出现冲突而遭到打压,所有重点都放在了农业粮食上,其他产业都要为此“让道”。对农业的发展固然有所帮助,但是也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与土地、粮食有关的其他产业;

  拿钟表来说,日本和中国几乎是同时引进,但是,雍正时只是将钟表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它的流通范围也仅限于皇室内部和达官贵族;而日本却将其推广到所有阶层,并对其进行研究、改良,最后竟然形成一种产业,增加了当时日本政府的收入来源,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样的行业非但不会对农业构成威胁,而且还有利于朝廷的统治,可惜,直到灭亡,大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错失了一个极好的经济增长点;

  康熙时,很多西方人以传教士的名号进入中国,他们为中国带来先进科技和观念的同时,目光也始终盯着中国的生丝、茶叶、以及瓷器等行业,这为中国产品的外销和外国商品的进入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收复后,康熙帝开放了四个通商口岸依然未能满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强烈的需求,到了雍正帝时期,由于固守“大国”思想,总是认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并没有在康熙朝打下的贸易基础上加以扩大,商业发展错过了最好的一个时期

  雍正七年以前,这一时期一直以整顿吏治为根本,侧重点是稳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颁发的任何条例或者制度,都带有很明显的色彩,或者说是为了自己的专权而服务,毕竟雍正登基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一时期的雍正确实是勤勉治国

  雍正八年开始,他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对葛尔丹西部的用兵上,这占了70%,而其他30%都用在了扩充后宫上。从雍正八年到他去世,后宫妃嫔的数量从8人扩充到了37人,“儿女情长”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英雄气短”。这一时期的雍正其实配不上“勤政”的称号,因为在《雍正朝起居注》中,雍正八年只有1——6月份有其理政的记载,而7——12月完全是空白,雍正帝给出的理由是“养病”,但是并没有说明是什么病。是否有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看看当年的康熙帝,当右手不会写字时,改用左手也要批文,时时以康熙为楷模的雍正帝当时不知作何感想?

  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也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第一时期是雍正帝扫除政敌的时期,因为有潜在的威胁,他不得不严格要求自己。到雍正七年已经清理完毕,政权和皇权都已经稳固,他也就开始懈怠,这时的重点就转向了经济。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集中精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偶尔颁布的经济措施也是围绕传统农业而设。

  雍正七、八年,户部存银出现了短时期的快速增长,国库开始沉淀资本,但这是物价因素和税收因素促成的,是受到朝廷主导下的外部因素影响,并不是一个良性增长;此时,生丝、茶叶、瓷器这些传统“强项”依然有力,但是,如果深究就会发现,这主要得益于民间商行的自发改革,和朝廷的扶持关系并不大

  雍正帝在历史上留下的功绩不容诋毁,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在经济增长上没有任何创新也是不争的事实,思想上的狭隘更是严重阻止了工商业的发展,错过了将大清推向世界的最佳时机,甚至可以认为,雍正时期的经济还是在按照康熙帝制定的模式行走,这种落后性和局限性势必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乾隆就是最好的例子)。无论雍正帝对官场整治的力度有多大,也不管他留下的库银有多充盈,都掩盖不住他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